以下就是何頴賢接受苦勞網專訪的大致內容：

苦：妳原本從事的是社會工作與教學，近年卻轉而積極投入到紀錄片的工作裡面，背後的轉折為何？可否請妳談談當初投入紀錄片拍攝背後的機緣。

何：我本來就很喜歡看電影還有紀錄片，也一直希望自己有天能親身嘗試。澳門在2004 、2005 年時，曾因共用針筒爆發過愛滋病的流行，於是2007時我便開始進行一個跟「注射針筒」有關的博士論文， 當時我會去澳門尋找一些廢棄的破樓，看看地上有沒有什麼不要的針筒可以拿來研究，有天我看到有個男的在那邊吸毒，就把過程拍了下來。因為澳門很小，我很快又知道這個男人正待在一個戒毒所裡接受「福音戒毒治療法」。當時我問他可否以他的故事作為拍攝題材，他選擇相信我，就答應了。恰好當時澳門文化中心有一個獨立製作的拍攝計畫，有五萬塊補助可拿，我就申請了。

這就是我後來的第一部紀錄片《 被遺棄的針筒 》。這部片總共拍攝了六個人，都是在戒毒階段中的，有二個目前已經戒毒了，另外四個現在還是美沙酮（註1)服用者。因為我不喜歡打馬賽克，所以這也是澳門第一部全片未上馬賽克，直接拍攝藥物成癮者的紀錄片。也是那時候開始，我發現讓被攝者自己對著鏡頭把他們的故事說出來的感染力量是很強的。那之後我便有意識地企圖透過紀錄片的形式，來讓一些弱勢與邊緣族群的聲音能被社會聽見。

註1：美沙酮（英語：Methadone） 可預防愛滋與輔助戒毒，據維基百科指出，「美沙酮治療法」是現時治療海洛英毒患的最可靠辦法 。

苦：當初為什麼想要拍《女移工》這部影片？

何：我對女性議題本來便一直有所關注，會想拍這個片子，一方面是因為看了一個有關香港印尼移工的論文，激發我想去瞭解澳門女性移工的情況，另一方面也是因為，我自己本身就是一個從香港移居到澳門工作的女移工。之所以選擇拍攝印尼籍女工，是因為她們當時的人數僅次於菲律賓移工，但組織發展還不像菲律賓移工那麼強大。

苦：這部紀錄片大概花費多久時間完成？過程中妳是怎麼跟這些女移工建立信任和關係？

何：這部片子前後花了大概九個月的時間完成，過程中我不一定每次見面都會帶DV，有時就只是陪她們聊天。

苦：在片中曾有印尼姊妹覺得移工在香港或新加坡似乎較有保障，請問香港跟澳門移工所面臨的處境是否真有許多不同？

何：澳門不像香港，有個印尼駐港領事館，所以她們萬一遇到任何有需要申訴的事情，還是得仰賴印尼駐港領事館的幫忙，這是比較不方便的地方。另外就薪資待遇方面，香港家傭的基本工資換算成澳幣大概是3600元，但澳門家傭的最低工資只有2500元。

不過，澳門跟香港外籍家務工有個很大的不一樣是她們不必跟雇主同住，而有另外自己的宿舍，因此她們的上下班時間比較明確，也保有較大的自主空間，不像香港移工必須等到每個禮拜天才有時間跟朋友相聚，這對她們的心理健康是很好的。也因為跟自己同鄉共住的關係，促成了一個很好的情感網絡來支持她們組織工會。而且澳門的雇主比較有人情味，如果家中的外傭臨時要去警察局或哪裡幫忙同鄉處理什麼事情，多半都是可以通融她們暫時把工作放在一邊。

但她們也往往因為「外宿」而必須忍受不人道的居住環境。由於澳門政府每月只補貼五百塊澳幣，對只能取兩千五百元最低工資的移工來說，澳門每月平均三、四千元的房租其實難以負擔，因此她們大多只能跟其他同鄉擠在一間坪數很小很小的宿舍裡。

移工在澳門的基本工資只有2500塊澳幣，好一點的雇主也許會給2600或2700，但是跟澳門本地的平均工資（4500塊澳幣）一比，還是有很大的落差。這也是為什麼她們那麼努力想成立工會，因為這樣她們才有機會組織起來約見政府部門，替自己的權益發聲。

苦：移工在澳門似乎很普遍，妳覺得背後可能的原因會是什麼？

何：澳門大概從2003、2004年博彩業開放競爭、賭場變多以後，由於當莊荷（莊家）的薪水優渥，吸引了許多澳門的男男女女前去應徵。對太太們來說，做莊荷每月可賺ㄧ萬多澳幣，但她每月只需花二千五百元澳幣（註：此為澳門移工的最低基本工資）就可以請到一個外籍女傭，差不多是從那時候開始，澳門對移工的需求開始增加。像是片中女主角之一的 Jus，過去在新加坡工作，後來在香港跟雇主因工資問題起了些不愉快，導致她後來在香港不能工作也沒有工資，直到2003年澳門賭場開放以後，她在澳門找到一份工作才離開。到了澳門以後，Jus便創立了澳門印傭工會（ATKI)，也是片中最早過去澳門的女移工。

以上是就澳門的角度來說，那對這些印尼女工來說，她們離鄉背井到外地辛苦打拼，多半是為了替家裡賺錢，她們的先生在印尼大多務農，在城市無法找到工作，也沒什麼錢，所以她們必須去別的國家想辦法賺錢，讓自己的小孩可以有錢上學，受好的教育，以後就不必再像他們父母一代這樣吃苦了。

苦：對一般澳門人來說，這些移工看起來會不會像是在搶工作？本地人對她們是否會有敵意？因為在台灣，本地與外地勞工的關係似乎是緊張的。

何：會啊，也是會的。因為這幾年澳門賭場開放以後，也有很多從內地過來的工人到賭場從事一些賭場的清潔工作，還有就是會有一些黑工（非法移工），老闆也很愛用。他們的工資都非常便宜。所以澳門有一些媒體就會把這個狀況視為是外勞與本勞之間的對立。像家務工這類的工作其實是沒有澳門人願意做的，可是因為外籍幫傭也是外勞的一部分，所以也會引起一些澳門人的反感。

澳門有一些制度對移工是非常不友善的，像「six-month ban」就是讓移工很棘手的一個規定。在澳門，移工不能自由轉換雇主，一旦工作期滿，得先返回母國六個月後，才能再來澳門重簽工作契約，不用說，這讓仲介公司從移工身上多賺了好幾筆仲介費，卻讓離鄉來澳的移工很難存錢。這樣的政策骨子裡根本是不歡迎移工的。

苦：同樣作為一名「女移工」，那麼妳當初又怎麼會想來澳門居住、工作的？

何：我從小在香港長大，在香港活了三十幾年，所以對澳門有很多的好奇，香港過去是英國的殖民地，澳門則曾隸屬於葡萄牙，這讓我總覺得澳門跟香港是兩個文化上很不一樣的地方。搬來澳門以後，我發現因為這裡很小，所以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很密切，加上沒有香港的言論自由開放，所以大家說話會去顧忌別人的觀感，一般也不會去做公開的批評，這都是我在香港時很難體會的。

我來澳門以後，開始拍攝紀錄片，用紀錄片這個媒介跟一些身處社會邊緣角落的人產生連結，這種建立關係的方式，也是我以往在香港時所沒有的體驗。

苦：除了紀錄片導演，我們知道妳還有另一個身份是澳門理工學院的社會工作課程講師，社會學背景加上在大學擔任社工課程講師的經驗，對妳在拍攝紀錄片上是否帶來什麼實際的幫助？

何：我覺得我的學術背景確實對於我去拍攝紀錄片有很大的幫助，因為我當初就是因為要寫一個有關「注射針筒」的博士論文，才會想要拿起攝影機紀錄的，我現在這個論文也還再繼續寫，同時我也正著手我的另一部可視為是紀錄片《被遺棄的針筒》續集，與《被遺棄的針筒》對話的紀錄片「莫失莫忘（dope ＆hope ）」。

原始新聞連結：專訪《女移工》（HERstory-Jeritan） 紀錄片導演何頴賢 苦勞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