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不妨以阿巴斯•基亞羅斯塔米的電影為例，來檢視他電影中的女性角色與形象。從
阿巴斯•基亞羅斯塔米來的早期電影《何處是我朋友的家》(1987)到《風將帶我們遠去》(1999)，他的作品皆是以男性觀點在看著伊朗的社會，而女性在他的影片當中是不重要的，而且被排除在外的。

       在《穿越橄欖樹》影片中，小女孩雖然如主要角色一般，但她沒有說過一句話，她是無
聲地存在，沉默暗啞的在場。女性的影像如同風景景觀般的存在，但不發生任何敘述意義
與行為。我們若是說，女性是被排除在阿巴斯•基亞羅斯塔米來的作品中，這也不為過。
我們不妨回顧一下《櫻桃的滋味》，那位渴望了解生命意義的中年人，但同時也在準備著
自殺行為。他在追尋意義的道路上，他遇見年輕的士兵、神學僧侶與製標本的動物學家，他們清一色皆為男性。而第一段影片，中年男子與士兵之間的對話，幾乎接近男同志族群的釣人的言語。在安全把女性完全排除在外的世界中，沒有了女性的純男性的世界中，男同志慾望的浮現，似乎也顯得合乎邏輯的。而這又似乎是伊斯蘭國家吊詭的性別情境。

       而在洛珊•班妮蒂瑪等女性導演的作品當中，則相對的平衡吊這種文化偏差，女性的形象與聲音皆在電影作品中聚焦與發聲。在此次的影展中洛珊•班尼蒂的專輯中，選映了《憂傷的娜葛絲》、《藍色面紗》、《爛心城市》、《我們的時代》，描述了女性在頭巾面紗下的想法。

洛珊•班妮蒂瑪的早期作品《憂傷的娜葛絲》講述以偷竊維生的Adel與他的妻子Afagh。有一天，Adel在躲警察時遇見Nargess，並且愛上她。Adel要求Afagh回到她母親的身邊，但Adel卻不願意就此結束掉兩人之間的感情。

這部作品雖然有著通俗劇的形式，但卻也討論了一夫一妻與一夫多妻不同制度的批判與質疑。在《藍色面紗》中，敘述著一位心地善良的好老闆，而且是鰥夫﹔他愛上替他工作的女工，她的頭上總帶著藍色頭巾，他與女工共築愛巢。而這舉動卻引來他女兒和親族朋友們強烈反對，於是這位好男人放棄所有的事業地位，與女工廝守。

這部作品，雖然不離通俗劇的模式，但卻也對階級與愛情等問題提出質疑。或許在保守的社會，更需要有進步的男人，站在女性的這一邊﹔《爛心城市》這部影片是以伊朗的立法院選舉為背景，整個氣氛是充滿了不安與希望。影片中女主角Tuba在紡織廠當女工，她的丈夫因政治逼害而造成傷殘，她努力在工作以維持她的家庭，她的長子渴望獲得國外的簽證，到國外賺錢養家。

       洛珊•班妮蒂瑪把這些劇場情節細節交織在德黑蘭的表像下，在其中描述了階級的對立與分裂、政治統治的暴力、兩性不平等的諸多問題。《我們的時代》是以紀錄片的方式，拍攝了伊朗2001年的總統大選的氛圍，以及許多婦女投入這場選戰。洛珊•班尼蒂把許多錢領給一位25歲的年輕寡婦，呈現了她的許多的看法。

       洛珊•班妮蒂瑪的四部作品相較於歐美的電影更為珍貴。這些作品提供了另一種伊朗電影的視野，也不同於當代歐美的女性主義的作品與電影工作者。當美國HBO的《慾望城市》(Sex and The City)的影集，以強勢的文化行銷全世界時，我們總會有個錯覺，在全球化的今日，沒有性解放的問題，只有女性在享受性愛時，有無性高潮的問題，相較於其他探討的問題，彷彿一點都不重要，但是，我們看看回教世界的女性朋友們，她們想要拿掉身上的頭巾與面紗，這些擺脫不掉的文化宗教的壓力，恐怕不是高唱全球化，恐怕也不是深戴著閃亮名牌的曼哈頓女人們想像得到的。